揭穿“政治骗子”的套路与伪装

      近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副主任，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被提起公诉。人民论坛注意到，在其处分通报中指出，“韩勇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政治意识淡漠，不敢担当斗争，结交政治骗子、搞政治投机”。
      近年来，在已查处的各类腐败案件中，党员领导干部与“政治骗子”相互勾连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防严惩“政治骗子”势在必行。个别领导干部为何会落入“政治骗子”的陷阱？如何治理“政治骗子”现象？一起来看！

新型腐败方式：“政治骗子”现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四风”问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尤其是对军队领域腐败问题、金融领域腐败问题、司法领域腐败问题以及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问题进行深入打击，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并从制度化、机制化、流程化等方面全面巩固反腐败成果，赢得了国内外对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实现公权力的有效约束与积极行使之目标的高度认可与广泛赞誉，解决了人类政治制度史上政党长期执政既可实现自我监督又可实现有效发展的制度性难题。
      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在办理相关腐败案件的过程中发现，近些年来政治生活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腐败方式——“政治骗子”现象，即极少数干部、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私营企业主以及社会民众相信一些人自我宣称拥有特殊门路和资源，认识相关领导和办事人员，可以为有需求之人疏通关系，解决包括个人职位升迁、工程项目承揽、司法案件处置等问题的谎言，进而形成了自称有门路的“政治骗子”与本身有着不正当诉求的干部长期交往、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的“腐败利益共同体”。比如，为了诱人上钩，有的拿出与某领导的合影，有的吹嘘与某领导交往的故事，有的当场给某领导打电话。为了加深其“非同一般”的印象，有时还会乘坐租借来的高级轿车，身着名牌服饰，出入高档宾馆，营造“有实力”的人设。这种“腐败利益共同体”的成员，不仅谋求巨大经济利益，而且谋求更高政治权力，热衷于搞小团体、小圈子，拉帮结派，培植势力，所用手段往往经过精心设计、一环套一环，其所带来的后果也就更加隐蔽、更加危险，损害党的形象和执政根基，危害党和国家政治安全。

“政治骗子”的套路和伪装

      有学者认为，政治骗子是指“通过虚构或伪造真假参半的政治背景和身份，以政治利益为诱惑，骗取权力主体的信任，以达到谋求特定利益的政治欺诈行为的实施者”。这一关于“政治骗子”的定义，侧重于对“政治骗子”性质与行为的认定。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骗子”的涵义更为广泛，既有政治利益交易混在其中，也有经济利益交易掺杂其内，还有庸俗社会关系贯穿始终。而且，在整个利益交易链条中，既有充当“中间人”的“政治骗子”，也有就是“当事人”的“政治骗子”，还有具有不当需求的有求者，更有被塑造成关系很熟且能够解决问题的“特定关键人”或“特定神秘人”。从此意义上来讲，所谓“政治骗子”，是指现实政治生活中通过真真假假的信息、身份和关系，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职位升迁、项目承揽与案件处置等）为理由，给具有不当需求者介绍虚构的或真实存在却无直接联络的特定关键人，充当信息打探者、关系疏通者与利益交易者等角色，并从中实施利益诈骗、利益交易、利益结盟的行为人。
      “政治骗子”的行为类型。充当“政治骗子”之人，因需求者的身份角色与利益诉求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行为类型（如下图）。一般而言，在政治诈骗活动链条中，需求者可以分为三类，即党员干部、企业主以及民众。而他们的不当需求也可以分为三类，即个体或者特定相关人的职位升迁、项目承揽以及案件处置。充当“政治骗子”之人，因需求者的党员干部角色、企业主角色以及民众角色的不同，以及利益诉求的职位升迁内容、项目承揽内容以及案件处置内容的不同，相应地表现为消息打探者、关系疏通者、利益交易者的行为类型组合。
      针对党员干部的不当职位升迁诉求，“政治骗子”的行为主要表现为消息打探者、关系疏通者；针对党员干部的不当项目承揽诉求，“政治骗子”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关系疏通者、利益交易者；针对党员干部的不当案件处置诉求，“政治骗子”的行为主要表现为消息打探者、关系疏通者以及利益交易者。针对企业主的不当项目承揽诉求，“政治骗子”的行为主要表现为消息打探者、关系疏通者以及利益交易者；针对企业主的不当案件处置诉求，“政治骗子”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关系疏通者、利益交易者。针对民众的不当案件处置诉求，“政治骗子”的行为主要表现为消息打探者、关系疏通者以及利益交易者。
      “政治骗子”有市场，既与具有不当政治需求之人有关，又与“政治骗子”利用信息不对称、琢磨不当需求者的心理、精心编织谎言与利益交往圈有关。利用现实政治生活中不当需求者想当官、求发财、处理事的急切心理和利益诉求，根据消息打探者、关系疏通者以及利益交易者的行为组合特征，可以将“政治骗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中专职从事政治经济利益交易与庸俗社会关系塑造的“职业政治骗子”；另一类是以一人一时一事的不当诉求为核心的特定消息传播、政治经济利益交易以及社会关系塑造的“业余政治骗子”。
      “职业政治骗子”的危害不言而喻，其侵害公共利益、损害政府公信力、危害政治安全的程度，会随着政治经济利益交易与庸俗社会关系塑造的程度、规模、层级的增加而呈现梯度加剧，甚至形成从量变到质变的状态。而且，随着卷入人员的增多、攫取能力的增强、利益交易的发展以及关系网编织的复杂等，“职业政治骗子”的危害愈发严重，必须予以严厉打击和系统查处。
      “业余政治骗子”又可以分为各种不同形态，比如散布无中生有的政治谎言的“小道消息者”，透漏虚虚实实、真假参半消息的“内情卖弄者”，攀附权贵、甘当马前卒的“升官发财者”，花钱办事、求神拜佛的“破财消灾者”，政治意识不强、纪律观念不严的“庸俗处事者”等。“业余政治骗子”之中，既有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及其亲属、朋友等，也有身处不同机关与企事业单位中掌握一定信息、了解一定事务之人，还有个别热衷于议论、打探、传播各种政治信息和政治事务的民众。“业余政治骗子”的行为一旦蔚然成风，就会削弱政府公信力、危害政治生态，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

“政治骗子”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公权力的运作通常表现为事权、人权、财权三大内容。事权一旦掌握在别有用心之人手中又缺乏有效监督，决策就容易偏离公共利益目标；人权如果缺乏参与度与公正性，就容易让别有用心之人“钻空子”，形成任人唯亲的现象；财权如果缺乏透明度与有效监督，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就会乘隙而进，滋生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顶层设计和落实推进力度，重点推进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三重一大”决策制度（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和大额资金使用）为载体，以民众满意度、安全感、幸福感为导向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果，不仅涵养了党风政风，而且净化了社会风气。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警惕。
      公权力异化问题。公权力的有效约束与良性运行有赖于严密的制度体系、紧密的机制体系与周密的规范体系等的整体配合与一体运行。当前，我国在连接机制建设、落地机制建设、监督机制建设以及评价机制建设等配套机制建设方面还有待加强。比如，虽然有“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以及若干会议议事规则，但一旦主要负责人绕过这些制度规定而缺乏有效监督之时，就容易导致决策偏离公共利益。此外，如果既有制度体系对外界的反应缺乏有效的回应，不能进行持续的改进，同样容易导致公权力异化问题。
      良好制度体系的有效运行，还需要实现制度与人的有机结合。“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体系要发挥其约束与激励的双重功效，需要组织和人的充分配合，即一方面要发挥组织的动员与统筹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建立在具体负责运行制度体系的人对良好制度的自觉遵从，以及弘扬无私奉献精神基础之上的。可以说，良好的制度体系与具有奉献精神的人的有机结合，既是防止公权力异化的有效保障，也是良善社会生生不息的理想追求。但不可否认，个别人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防线不牢，经受不住各种诱惑和考验。一旦有人利用人性的弱点、制度的缝隙以及权力链条的“薄弱点”，公权力异化现象就由此出现。
      纪律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纪律体系的政党。严格的纪律体系，既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内蕴先进性、纯洁性的使命型政党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具有引领性、发展性的发展型政党的必然要求。党纪与国法相衔接，党纪挺在国法前，党纪严于国法，是中国共产党严格的纪律体系的内在要义。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从中央到地方六个层级组织体系设置（中央级、省市自治区级、地市级、县市级、乡镇级、村社级）、拥有9800多万名党员和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将严格的政治纪律作为立身之本，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不断地通过理论学习，将修心修身和行动作为有机结合，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和表率。然而不可否认，面对各种艰难险阻以及名利诱惑，一些党员会因时因地、因势因利而呈现消极作为情形与精神状态。比如，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个别党员干部热衷于当“老好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使得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流于形式；个别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斗争的考验和名利的诱惑，被别有用心之人“拉下水”，公权私用，不仅本人沦为腐败分子，甚至借机编织“腐败利益共同体”。
      社会风气问题。毋庸讳言，社会中总有一些人抱有急功近利、一夜暴富的思想，期待用剑走偏锋、打“擦边球”的方式，实现自己所谓的人生抱负和社会价值。同样地，也有个别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怀有走捷径、“抱大腿”的想法，期待实现所谓的升官发财的发展目标和人生价值。这两类人一旦有机会相遇，就会产生各种怪异变异的想法和做法，其结果是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政治骗子”。比如，一些人相信“朝中有人好办事”的说法，用钱财和关系“开道”，因而让别有用心的“政治骗子”有了可乘之机。再比如，个别党员干部自我感觉遭遇了升迁的“天花板”，他们不是通过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获得上级有关领导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而是通过“拉关系”“走后门”“抱大腿”等不当方法谋取职位升迁，甚至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这也给“政治骗子”以可乘之机。双方一拍即合，便会酿成污损政治生态、毁坏社会风气、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的严重后果。

如何严防严惩“政治骗子”？

      治理“政治骗子”现象，需要从制度、机制与文化等多重路径齐抓共治，以自我革命精神从严整肃队伍、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构建锐意进取、凝神聚力的干事文化，公平竞争、齐心协力的竞争文化以及安心工作、和美生活的心安文化。
      构建锐意进取、凝神聚力的干事文化。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只有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才能筑牢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物质基础。因此，要着力形成人人争先、锐意进取、凝神聚力的干事文化氛围和环境。
      构建锐意进取、凝神聚力的干事文化，首先要建立公权力有效约束与积极行使的制度与机制体系，实现规范权力、严格惩治、教育引导三者的紧密结合、协调联动、整体发力，形成全社会崇尚正确行使公权力、敬畏运用公权力、高效做好本职工作的勤政廉洁文化。其次要构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工作氛围与环境，让干实事、不跑不送之人被看见、被发现、被重用，让虚夸浮躁者、吹拍逢迎者、投机取巧者不仅无用武之地，而且受到批评教育甚至纪法处分。最后要形成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为官、坦坦荡荡为民的风尚，让纪律规矩挺在前面，让法律法规紧随其后，让公序良俗贯穿其中，从而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构建公平竞争、齐心协力的竞争文化。不可否认，当前人类社会因规模和事务的复杂性而普遍采用金字塔式的管理方式。这种金字塔式的管理方式，使得只有少数人能处于中上层，而大部分人处于基层。虽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不同管理层级的人拥有的职责和使命是不同的。一旦遭遇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的不公，就会影响个人的职业和心理健康。由此，构建公平竞争、齐心协力的竞争文化就十分重要。一方面应紧盯“关键少数”的公权力行使问题，另一方面应关注“基层多数”的公平竞争和公平分配问题，从而为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奠定基础。
      构建安心工作、和美生活的心安文化。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期待通过个体、家庭、族群（家族）、国家以及天下的共同努力，构建个体和家庭层面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社会层面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国家层面的“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世界层面的“天下为公、四海一家”，过上融生存需求、交往需求、发展需求、共荣需求于一体的“好日子”。构建安心工作、和美生活的心安文化，既有待于生产力的大发展，为人们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又有待于生产关系的大调整，为人们创建秩序井然、干事创业的发展环境；还有待于精神生活的大丰富，为人们提供心平气和、团结协作的文化价值观。
      总之，“政治骗子”是一剂毒药、一颗毒瘤，结交“政治骗子”意味着陷入政治泥潭，跌入政治深渊。个别党员干部落入“政治骗子”的圈套，说到底是由于理想信念动摇，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意识弱化，不信组织信关系，不走正道抄近道。摆脱“政治骗子”的“围猎”，最根本的是要补足精神之“钙”，保持良好心态，培育政治风骨。（上文略有删减）（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